冷漠的大型企业，尴尬的而立之年-精准获客

我开展了一次针对互联网大厂离职员工的小范围调研。

上周我在深圳有两个重要收获：一是实地对传说中的“三和大神”进行了浮光掠影式的调研；二是和几位已从互联网大厂离职或打算离职的朋友深入交流。

后者其实是我过去几个月调研的一部分。我想了解，在当下的宏观和职场环境中，从互联网大厂离职的人去做了什么，促使他们离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在想什么。

我通过日常微信聊天收集相关信息，和朋友线下见面时也常聊这些话题。上次去深圳，我获取了宝贵信息，足以支撑一次有意义的调研。

当然，这次调研范围较小，涉及人数仅几十人，真正离职的只有十几人。由于样本数量有限，无法采用统计学方法，主要以案例分析为主。不过我有个优势，这些朋友比较信任我，愿意讲述心底的故事和想法（前提是保障个人隐私安全）。所以我听到了很多鲜活的故事和真实的想法，这些可能是外界尚未认识到或忽视的。

我决定整理并撰写迄今了解到的情况。我非常欢迎有类似经历或想法的人，以各种方式分享他们的故事。这是一次长期、持续的调研，只要互联网大厂离职潮还在，就有必要继续下去。我也希望能起到“抛砖引玉”的作用，见证更多关于这个主题的有价值研究诞生。

*本文6800字，预计阅读10分钟。

1、从大厂离职的原因

打工人离职原因主要有被迫和主动两种。直接被裁自然是被迫；被转岗降薪、遭受羞辱性待遇，不堪重负而主动离职，其实也属于被迫。

这几年，互联网大厂降本增效态势加剧，很多人有了心理准备。不止一位大厂员工告诉我，他或她“将在一个季度内被裁掉”，因为各部门和团队的裁员名额基本公开，很多人知道躲不过，只能温顺等待最终结局（以及N + 1）。

然而，仍有不少人主动离职。在我认识的人里，越年轻的人越倾向于主动离职。90后和95后员工更看重尊严和工作氛围，也更愿意“裸辞”，即便没有下家。

下面是我亲耳听到的一些“裸辞”原因：

● 公司对请病假的员工扣除当天全部工资，且直系领导毫无同情心。

● 直系领导频繁对员工进行PUA，比如“好好想想你们对不对得起公司付的工资”。

● 所在团队要求无意义的加班，即便无事可做也要在办公室待到深夜11点。

● 对分管本部门的大老板（公司高管）失去信心，认为公司已烂透，只是苟延残喘。

● 对公司食堂、健身场所或办公场所整体条件不满，觉得损害了自身健康。

上述理由，对80后或更年长的员工来说如同天方夜谭，老板更难以理解。80后员工极少裸辞，不仅是观念不同，还因为上有老下有小，年龄大了难找新工作，“裸辞不起”。

考虑到现在大厂基层员工中95后（乃至00后）比例越来越高，职场PUA作为控制员工的手段正迅速失效。从打工人整体角度看，这是进步，但老板和HR的看法肯定相反。

2、内卷的无意义持续

2021年起，部分大厂的部分部门先后提出“降低加班频率”乃至“反内卷”口号。但据我了解，这些口号只是做做样子。我调研的对象中，几乎没人觉得大厂内卷在过去两年有所缓解，也没人期待未来会有实质性改善。很多人因对内卷彻底失望而离开互联网行业。

具体来说，互联网行业的内卷分两种：一种是为了获取财富和地位的“上升型内卷”；另一种是为了保住饭碗的“自保型内卷”。

在中国互联网黄金时代，大批打工人自愿参与“上升型内卷”，憧憬着升职、加薪和股票增值，其中佼佼者甚至能实现财务自由。

我一位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曾说：“大家天天加班到凌晨，你要相信劳动人民总能创造奇迹。”（此对话发生在2018年底。）人类最强的驱动力源于内心，要么是贪婪，要么是恐惧。在互联网和资本市场整体低迷的情况下，贪婪已不足以驱动打工人，恐惧成了主要驱动力。

我大部分在大厂工作的朋友都提到了“恐惧型”或“表演型”加班：因害怕丢掉饭碗，被迫向上级表现出努力工作的样子。这导致一个悖论：活儿没以前多，待遇没以前好，加班却更严重了。

一些较人性化的团队领导，在上级压力下，也不得不要求员工延长在岗时间，甚至想出“轮流加班”的办法：每天至少有一人在岗到半夜，以应对上级不定期检查。

上级领导乃至大老板怎么看？是真心觉得加班提高了生产率，还是把它当作“服从性测试”工具，或者只是裁员的借口？不得而知，因为即便调研他们，他们也不会说真话。

这里我想换个视角：中国互联网大厂成长太快，没来得及形成良好、现代化的管理制度。准确地说，整个中国民营企业界在管理制度上都比较落后。遇到结构性问题时，它们无法科学解决，只能依靠简单粗暴的服从性机制。就像教学水平一般的中学，为提高升学率，不分青红皂白抓考勤、抓内务，效果很差，但这是它们唯一的办法。

3、大厂离职员工的去向

传统上，互联网大厂、金融机构和外企是高学历年轻人聚集的高收入行业，如今这三个行业都在裁员降薪。

过去几波互联网招聘下行周期，离职员工选择较多，这次却不同。一个人刚离开大厂，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，可能首先想“轻松一下”，比如去旅游或回家休息一阵；一个月后，就得严肃考虑生计问题了。

即便那些在大厂工作时有积蓄、暂时不愁生计的人，也不敢长期脱离职场，以免与行业脱节。据我观察，他们最常见的选择如下：

● 留在互联网行业的人最多，回不了大厂就去中小厂或创业公司。很多人会在小厂“蛰伏”，等待机会重回大厂。

● 离职后考公考编的比例不低，这让我有些意外；不过上岸后后悔的人也不少。

● “回老家”看似是个选择，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选择；“回老家”后，要么考公考编，要么找本地企业工作。

● “数字游民”是越来越流行的选择，我们下一节详细探讨。

先说留在互联网行业。

大部分大厂离职员工，除非彻底厌倦互联网行业，否则首选还是留在这个行业。那些倡导“反内卷”“反PUA”的年轻员工，更倾向于在互联网行业找没那么卷的公司，因为他们清楚其他行业的内卷和PUA可能更严重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

互联网行业规模大，总会有稍好的公司和团队，关键是要耐心寻找。有些离职半年以上的人，不是找不到下家，而是难找到符合要求的。

外界认为AI创业公司能提供很多新岗位，其实是假象。国内大部分AI创业公司资金短缺，拿到的投资多以算力形式提供，主营业务盈利遥遥无期，从上到下都不敢乱花钱。

说实话，当前中国的AI创业热潮远不及多年前的移动互联网创业热潮，吸纳投资和就业的能力不可同日而语。据我了解，大厂员工离职去做出海业务的，比去做AI的多。如果你是基础研发人才，情况另当别论；目前国内科技圈最容易找工作的可能就是AI基础研发人才（但这类人占比很低）。

再说考公考编。

大厂离职考公考编的人不少，一位深圳朋友说，“南山书房里每天坐着的可能有一半是大厂离职复习考公的”（可能略有夸张）。

一线城市公务员待遇好，但难考，还要求本地户口；所以大部分考公考编的人会先回老家，还能利用当地社会关系。以他们的聪明才智，若愿意再努力拼搏一次，考上的概率不小（视具体岗位而定）；但考上后后悔的比例也不低。

有朋友给我讲了个例子（不是他本人）：考公一次上岸，在某省会城市工作，但收入降到大厂时的四分之一，关键是工作依然很累。

在小红书、B站和知乎上，人们总幻想上岸后能“躺平拿工资”，甚至明目张胆地摆烂；但大部分公务员岗位做不到，少数能这样的岗位又很难进。至于考公群体幻想的“社会地位”“仕途”，对绝大多数普通公务员来说更是不切实际。这种巨大落差，可能让更多大厂员工对考公望而却步。

还有个原因：超过35岁离职的人不能考公，30岁以下的人又想多看看其他机会；真正严肃考虑考公的人，年龄范围很窄。

不止一位还在大厂工作的朋友说，离职后就回老家“躺平”，靠积蓄和家庭关系生活，在本地找清闲工作或小生意做。但现实中，我没见过真正离职后这么做的人。这可能是物质条件不允许，也可能是观念问题，很值得探讨，但超出了本文研究范围。

4、“数字游民”的理想与现实

我接触了不少从大厂离职成为“数字游民”的人。

数字游民最早聚集在大理（现在也是），其次是长三角的安吉和珠三角的惠州。广义的数字游民分两种：一种是有“正规单位工作”，上级允许远程办公的人；另一种是自雇者或自由职业者。现在大部分数字游民是后者，尤其是疫情后，允许长期远程办公的“正规单位”越来越少，想维持数字游民生活往往只能自雇。

大理成为数字游民中心，不仅因为风景秀丽、基础设施好，还因为形成了数字游民社区和文化氛围。很多大厂离职员工会去大理“身心灵修炼”，修复高强度工作带来的创伤，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大理生活成本低，没收入的人也能住很久，但这不属于“数字游民”范畴。真正的数字游民，有些长期住在大理，有些把这里当中转站，很难判断哪种情况更多。

数字游民的赚钱方式看似多样，最常见的有三种：

● 做博主（自媒体），部分人可借此创业。

● 接外包订单，适合程序员等技术工种。

● 做投资或金融交易。

大厂离职员工最常尝试的平台是小红书，“离职博主”成了小红书热门赛道。当然，离职员工可根据自身资源选择不同赛道。除小红书外，很多人也会选抖音，还有一些人选择微信生态（公众号 + 视频号 + 微信群）。

这样选择不难理解：小红书的社区调性和用户画像与前大厂员工人设相符，且有一定变现能力；抖音流量大且商单变现门槛低；微信视频号是目前唯一还在快速增长的内容平台，在私域运营方面有天然优势。

然而，绝大多数博主会面临“僧多粥少”的问题：做博主的人增多，广告主预算没增加（甚至减少），知识付费市场更小，适用范围窄。我认识的较成功的博主，基本在2022年以前就开始做了，很多人在2020年以前就入行。

2025年才开始做博主的人，要付出十倍、百倍于前人的努力，才能积累基本粉丝量，变现更是遥遥无期。所以，对于刚离职、缺乏自媒体经验的大厂员工来说，做博主不是明智之选。

接外包订单相对容易，无需自带流量，有技术实力和经验就行。但这些人也面临需求下降问题，因为外包需求受宏观环境影响。我不懂技术，对此没有具体发言权。

投资或金融交易方面，近两年炒美股或虚拟资产赚钱的人不少。如果资金充足，且有稳定境外投资渠道，确实可以以此为经济来源（但能维持多久不确定）。要注意，任何情况下，炒A股都不是好选择。幸运的是，互联网大厂多在美股和港股上市，员工国际视野开阔，很少有人把希望寄托在A股上。

可见，这三种方式能容纳的数字游民数量有限。

移动互联网流量爆发的时代已过去，十五年前的微博、十年前的斗鱼/虎牙、六年前的抖音、四年前的小红书/B站和两年前的微信视频号，对新人博主很友好，容易获取大量流量和用户认可——那些都是美好的过去。

外包订单的多少取决于软件开发等“泛信息科技需求”强度，即便需求没大幅下降，增长空间也不大。投资本质上“看天吃饭”，没有理性的中产阶级家庭会把它作为主要收入来源——除非有大量本钱。

5、互联网大厂的“去精英化”

翻看十几年、二十年前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初期的创始团队和业务骨干团队照片（很容易找到），会发现他们毫无“精英范”，从神态、穿着到工作环境，都透着“土鳖”气息。

即便初代互联网大厂上市、薪酬待遇不错，互联网在“逼格”上仍无法与金融、管理咨询等“精英行业”相比。有人因此错失数十亿财富，我认识不止一位放弃加入早期互联网公司的朋友，他们无奈表示，当时放弃不是因为薪酬，而是觉得“这个行业看起来太low逼”。

然而，近十几年互联网行业持续发展，“精英化”色彩越来越浓，用俗话说就是“有逼格”了。不止一位游戏大厂朋友抱怨，上层招人越来越“投行化”，看到求职者简历，“恍然分不清是应聘高盛银行家岗位还是游戏策划岗位”。

一家大型互联网巨头的朋友说，公司招聘了很多来自高盛、大摩、麦肯锡、BCG的精英（其他单位的更多），他们一边适应行业，一边改变着行业文化。网上流传的互联网大厂“黑话”“不讲人话”，大多来自这些“精英化的互联网员工”而非“原生互联网员工”。

互联网行业的“精英化”不仅体现在战略、投资、财务等中后台岗位，也体现在部分前台岗位，尤其是商分（商业分析）。

比如，美团这种“商分驱动型”公司从券商招聘了大批商分，去年底我有个熟识的朋友差点去了（最终没去）。腾讯、阿里、字节跳动等大厂也不逊色，在业务团队中能看到很多有投行、投资或咨询背景的商分。即便校招进来的人，也有不少出身商学院、在校时朝着投行或MBB方向发展、精英光环满满的毕业生。他们发挥了多大作用，见仁见智，但人数增多是事实。

现在潮流似乎要逆转了。一位自认为随时会被裁的大厂商分（有投行、咨询背景）说：“我司没那么多钱了，养不起我这么贵的商分了。”前面提到差点去美团的朋友，最终没去是因为薪酬远低于预期——早年从券商跳槽过去、薪酬较高的人是否降薪，不得而知。这位朋友最后跳槽去了一家小券商，继续原来的工作。

这种情况下，互联网行业“精英背景”人才比例不一定下降，因为精英也没更好的机会，加入互联网大厂仍有吸引力。但互联网大厂工作环境的“精英化”肯定会放缓。

那位朋友说得对，“没那么多钱了”，而“精英化”需要大量资金支持。照此发展，我们可能会看到“大厂黑话”退潮，“土鳖气息”回归。不过，互联网行业不可能回到多年前的“low逼状态”，因为它已经发展得太大、太重要了。